親歷者說 | 杜鷹:農村改革不容易,有時候甚至爭得臉紅脖子粗

發表于  2018/06/20 21:17   約5分鐘

 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,而中國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。在這40年里,農村的面貌、農業的生產方式和農民的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  作為農村改革的親歷者、參與者、實踐者和推動者,在6月20日由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、新華網思客主辦的《參事講堂》上,國務院參事、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杜鷹講述了他與農村改革的故事。

  以下為杜鷹參事的講述實錄:

杜鷹在《參事講堂》發表演講。新華網記者 李林攝

杜鷹在《參事講堂》發表演講。新華網記者 李林攝

農村改革不容易,有時候是爭論得臉紅脖子粗

  改革開放40年,印象最深的事有太多。農村改革不容易,它不是一路順風,很順利的一個進程,而是一個曲折的、有時候要爬坡過坎的,甚至有時候是爭論得臉紅脖子粗,非常坎坷的這樣一個進程。

 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到1987年,那個時候內外部條件和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

  外部環境上,黨的三中全會已經明確把改革的重心轉到城市去。然而推進改革是需要成本的,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也就意味著財政支持的重心轉向城市了。

  農村內部環境呢?1978年改革之初,糧食產量達到3億噸。1984年,短短6年時間,糧食產量增長到4億噸。糧食多了,賣不出去,倉庫也放不下。因此,此后的1985年和1986年出現糧食減產。農業從所謂的超常規增長轉向常規增長,有點像現在的“新常態”,糧食產量滑坡了。

 

從包產到戶的歡欣鼓舞一下子陷入苦悶

  當時糧食的統購已經改成合同訂購,實行了沒兩年已經很難推行下去。用當時老農民的話,現在的合同訂購比過去的統購還統購。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涉及到城鄉關系,糧食購銷體制改革也涉及到城鄉關系。城鄉關系整體不改,農村自己單兵突進,突進不了,矛盾一大堆。

  當時農民講,中央一號文件好,但是一號文件管不了二號文件,二號文件都是各個部門的文件,改革突進不了了。人們的思想從包產到戶的歡欣鼓舞一下子陷入苦悶、找不到出路。

 

現場觀眾聆聽演講。新華網 李林攝

現場觀眾聆聽演講。新華網 李林攝

  在這個背景下,從1987年開始,中央決定建立農村改革試驗區。第一個試驗區是安徽阜陽鄉鎮企業制度試驗區。中央派我去阜陽蹲點,和當地的老百姓摸爬滾打,所以我知道那個時候的中國農村是怎么運行的,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。

  農村改革應該怎么改?那個時候找不到突破口,不知道往哪走。試驗區搞起來之后,全國在20個省搞了30個實驗區,包括土地制度改革、農村的合作社建設、稅費改革、小城鎮的建設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、國營農場改革、農村合作金融建設等等,立了幾十個實驗主題,上百個試驗項目,一大批干部被派到農村去。

  從1987年開始,我在安徽阜陽試驗區干到1998年才離開,一直干了11、12年。阜陽試驗區最大的特點就是把領導和群眾相結合,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,把頂層設計和基層的探索相結合。這樣加快了信息的反饋速度。

 

“我們要給農業搬一塊磚頭放在它腳下,它就可以進入市場了”

  1992年,中央明確我們的改革方向是市場經濟體制,當時我問杜老(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潤生),“我們農村能不能搞市場經濟”?杜老給我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,至今記憶猶新。他說:“農業領域也要進入市場機制,但是要和非農產業和工業不同。因為工業是個高個子,農業是個矮個子,農業要進入市場,我們要給農業搬一塊磚頭放在它腳下,它就可以進入市場了”。

杜鷹參事講述改革故事。新華網 李林攝

杜鷹講述改革故事。新華網 李林攝

  上面這個比喻形象說明了農業在國家的保護政策的支持下,和其他產業一樣,也要進入市場,也要利用市場機制。慢慢地這條路就走出來了。

  到了2010年,中央又重新對實驗區工作進行了部署。據我所知,農業農村部在全國29個省、市和自治區建立了57個實驗區,我看這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好辦法。我們不搞休克療法,是一邊摸索一邊往前走。把成功的上升為政策,再用來指導實踐,實踐的結果又返回來進一步修訂政策,中國的農村改革就是這樣走過來的。

  農村改革40周年,有很多經驗值得總結。我覺得這樣一種改革探索的方法,非常值得我們借鑒。(編輯:周佳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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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是個高個子,農業是個矮個子,農業要進入市場,我們要給農業搬一塊磚頭放在它腳下,它就可以進入市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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